毒品犯罪案件中“以贩养吸”贩卖毒品数量如何认定？

【前言】对于既吸食又贩卖毒品即“以贩养吸”的被告人，应当将有证据证明其卖出的毒品数量和实际查获的毒品数量认定为其贩卖毒品的数量，但对于实际查获的毒品在量刑时也应酌情考虑被其吸食毒品的情节。

案情

公诉机关：德州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于文龙。

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4月至7月间，被告人于文龙多次在广东省番禺市、中山市、河南省郑州市等地购买冰毒，其中部分用于自吸，部分分装后卖给孟杰、秦帅、李文鹏、齐峰、隋宁等人，共计11. 8克。2013年7月16日，被告人于文龙在山东省济南市购买冰毒30余克，后携带至禹城市大禹宾馆进行分装。同年7月24日，禹城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在大禹宾馆将被告人于文龙抓获，在其携带的黑色挎包内查获冰毒31.9克。

审判

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于文龙贩卖甲基苯丙胺43. 7克，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成立，本院予以确认。被告人于文龙曾因故意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在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系累犯，应从重处罚。其中关于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于文龙贩卖冰毒11. 8克，经查认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关于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于文龙被查获时非法持有的毒品31.9克，应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处罚。经查，被告人于文龙于2013年7月13日将手中的毒品都卖光了，想凑钱再去买来冰毒卖给别人赚钱，就将随身携带的黄金转运珠卖得4800元钱，与对方联系后购得冰毒30余克，并将所购冰毒分装成10余个小包装袋，后被公安机关查获。由此可知，被告人于文龙购得31. 9克冰毒系为贩卖做准备，具有准备贩卖的主观故意，且已分装完毕，处于待售状态，属犯罪既遂。被告人于文龙主观上有贩卖毒品的故意，客观上有贩卖毒品的经历，其非法持有的毒品数量明显超过个人吸食所需数量，故其行为应构成贩卖毒品罪，而非非法持有毒品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不成立，应依法予以纠正。

鉴于被告人于文龙自身也吸食毒品，属于以贩养吸者，所持毒品并非全部用于贩卖，可酌情从轻处罚。遂判决：

被告人于文龙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三万元。

宣判后，被告人于文龙提起上诉。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司法实践中对于以贩养吸的被告人贩卖毒品数量的认定存在不同认识，这是办理此类案件的一个难点。问题主要在于从以贩养吸的被告人处实际查获的毒品是否计入其贩卖毒品的数量，在量刑时是否考虑其中部分毒品可能被吸食的情节。一种意见认为，对于既吸食又贩卖毒品的被告人，应当将有证据证明其卖出的毒品数量和实际查获的毒品数量认定为其贩卖毒品的数量，但对于实际查获的毒品在量刑时也应酌情考虑被其吸食毒品的情节。另一种意见认为，对于以贩养吸的被告人，应当将有证据证明其卖出的毒品数量计入其贩卖毒品的数量，而对于实际查获的毒品因没有证据证明其是用于贩卖还是自己吸食，不能一概计入其贩卖毒品的数量，而应该以非法持有罪来定性。我们赞同第一种意见。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8年印发的《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的规定，对于以贩养吸的被告人，其被查获的毒品数量应当认定为其犯罪的数量，但量刑时应考虑被告人吸食毒品的情节，酌情处理。《纪要》的上述内容有助于解决实践中办理此类案件的难点问题。在办理毒品犯罪案件时，对于有贩卖毒品经历的被告人，我们可以推定其被查获的毒品亦系用于贩卖，故应当将实际查获的毒品数量认定为其贩卖毒品的数量。

本案中，被告人于文龙既贩卖又吸食甲基苯丙胺，属于以贩养吸的毒品犯罪分子。关于被告人于文龙贩卖毒品的数量认定，涉及两部分毒品：一是被告人于文龙向孟杰、秦帅、李文鹏、齐峰、隋宁等人贩卖的11. 8克甲基苯丙胺，无疑应当认定为被告人于文龙贩卖毒品的数量。二是在被告人于文龙处实际查获的31.9克甲基苯丙胺，公诉机关与一、二审法院的认定不尽一致。一、二审法院认定的主要理由是，被告人于文龙所购31. 9克甲基苯丙胺系为了贩卖，已经分装完毕，处于待售状态，其具有贩卖的主观故意，且其客观上有贩卖毒品的经历，所查获的毒品数量又明显超过其个人所需的合理吸食数量，故对这部分毒品应计入被告人于文龙贩卖毒品的数量，不宜以非法持有罪来定性。

司法实践中办理以贩养吸的被告人贩卖毒品的案件时需要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1.个人合理吸食量的确定。对于个人合理吸食量的把握，既要考虑被告人购买毒品的数量，也要考虑这些毒品用于吸食的周期，不宜将毒品吸食数量标准定的过高，否则极有可能造成定罪不准确，不利于有效打击毒品犯罪。

2.有利于被告人原则的适用。对于以贩养吸的被告人，其被查获的毒品数量原则上应当计入其贩卖毒品的数量，但被告人既吸食又贩卖毒品，实际查获的毒品中部分可能系其准备用于吸食，故从有利于被告人的角度，对于查获的这部分毒品在量刑时应当考虑被告人吸食毒品的情节，酌情予以从宽处罚。

【小结】以上就是崇光刑辩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以贩养吸”贩卖毒品数量认定问题的分析。但司法实践中不同的案件事实需要注意的辩护点也不尽一致，为了最大程度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及时与辩护律师沟通显得尤为关键。感谢大家阅读，如还有其他疑问，欢迎咨询崇光刑辩团队专业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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贩卖毒品admin 之前 2019年12月20日发表评论:

如何认定毒品犯罪案件中的数量引诱？

【前言】 2008年《全部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规定，行为人本来只有实施数量较小的毒品犯罪的故意，在特情引诱下实施了数量较大甚至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的毒品犯罪的，属于“数量引诱”。对因“数量引诱”实施毒品犯罪的被告人，应当依法从轻处罚，即使毒品数量超过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一般也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一、基本案情

2007年2月底，被告人申时雄在云南省昆明市向陈某某（另案处理）贩卖5.5克海洛因后，告诉陈某某还有3500克海洛因待售，委托陈某某联系买主。同年3月初，陈某某介绍“董哥”向申时雄购买海洛因，陈某某提出了想购买5000克海洛因。3月30日中午，申时雄与“董哥”约定交易价格为每克430元，并于当日下午到“董哥”住处查验购毒款。次日上午，申时雄告诉“董哥”共有6000克左右海洛因可供交易。当日15时40分许，申时雄携带海洛因到昆明市金龙旅馆201房间与“董哥”交易，被公安人员抓获，当场缴获海洛因6030.5克。受申时雄指使在旅馆外望风的汪宗智亦被抓获。经鉴定，海洛因纯度达55％以上。

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申时雄明知海洛因是毒品而予以贩卖，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被告人申时雄在共同犯罪中是毒品所有人、首起犯意、商定价格并进行毒品交易，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应按其参与的犯罪处罚。被告人汪宗智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是从犯，应当从轻处罚。本案不存在犯意引诱和数量引诱。故对被告人申时雄、汪宗智以贩卖毒品罪分别判处死刑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一审宣判后，被告人申时雄以自己不是主犯、本案存在数量引诱为由提出上诉；被告人汪宗智以没有贩毒、量刑过重为由提出上诉。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上诉人申时雄、汪宗智的行为均已构成贩卖毒品罪。上诉人申时雄贩卖海洛因数量巨大，且在共同犯罪中起组织、指挥作用，系主犯。上诉人申时雄在与货主进行毒品交易时，其手里不仅有3500克海洛因，且有更大数量的毒品待售，故其所提存在数量引诱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一审法院根据上诉人申时雄犯罪的性质、情节、危害后果及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依法作出的判决正确。上诉人汪宗智参与贩卖海洛因数量巨大，但其在犯罪中起辅助作用，系从犯。上诉人汪宗智所提量刑过重的上诉理由，予以采纳。一审法院审判程序合法，定罪准确，但对上诉人汪宗智量刑过重。故对上诉人汪宗智以贩卖毒品罪改判无期徒刑。宣判后，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将本案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最高人民法法院复核后认为，被告人申时雄伙同他人贩卖海洛因，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申时雄主动联系陈某某贩卖海洛因，并为主实施毒品交易，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是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申时雄贩卖海洛因数量巨大，社会危害极大，罪行极其严重，应依法惩处。第一审判决、第二审裁定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故核准了申时雄的死刑。

二、裁判理由

运用特情侦破案件是打击毒品犯罪的常见手段，本案就是一起运用特情侦破的贩卖毒品案件。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人申时雄的一、二审辩护人均提出本案存在数量引诱，不应判处申时雄死刑立即执行的辩护意见。由于数量引诱情节是否存在，直接关系到能否对被告人申时雄适用死刑立即执行，所以正确理解数量引诱的含义在审理案件中作出准确认定非常重要。对此，2008年12月印发的《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大连会议纪要》）指出：“行为人本来只有实施数量较小的毒品犯罪的故意，在特情引诱下实施了数量较大甚至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的毒品犯罪的，属于‘数量引诱’。对因‘数量引诱’实施毒品犯罪的被告人，应当依法从轻处罚，即使毒品数量超过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一般也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按照上述规定，结合本案案情，我们认为，本案虽然存在特情介入因素，但不属于数量引诱。具体分析如下：

首先，被告人申时雄并非“本来只有实施数量较小的毒品犯罪的故意”。《大连会议纪要》所说的毒品“数量较小”不是刑法条文的用语，有关司法解释也没有对此作出界定。有意见认为，只要行为人本来打算实施的毒品犯罪数量小于特情人员提出的毒品数量，就属于“数量较小”。本案被告人申时雄的一、二审辩护人均持该观点。我们认为，这里的“数量较小”形式上是相对于特情人员提出的毒品数量而言的，但实质上主要是指被告人可能受到的惩罚的严厉性而言，也就是其打算实施的毒品犯罪数量所应适用的刑罚幅度或刑种轻于特情人员提出的数量所应适用的刑罚，典型的是指被告人本来打算实施的毒品犯罪的数量不会导致对他判处死刑。如果被告人打算实施的毒品犯罪的数量原本就会导致对其判处死刑，即便特情提出的毒品数量相对大一点，也不能认为被告人“本来只有实施数量较小的毒品犯罪的故意”。反之，如果被告人本没有实施可判处重刑甚至死刑的毒品犯罪的犯意，因受特情引诱而增加毒品数量，导致达到被判处重刑特别是死刑的标准，则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和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相对于没有“数量引诱”的情形而言要小，故而才对其从轻处罚。这样理解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也是《大连会议纪要》有关规定的真实意旨。本案中，被告人申时雄在侦查机关介入前委托陈某某联系贩卖的海洛因达3500克，已超过刑法规定的和当地实际掌握的判处死刑的毒品数量标准，故不能认为其属于纪要规定的“本来只有实施数量较小的毒品犯罪的故意”。

其次，被告人申时雄实际贩卖的6000余克海洛因不是特情引诱的结果。按照《大连会议纪要》对“数量引诱”的界定，行为人实施数量较大的毒品犯罪与特情人员的引诱之间应当具有因果关系，即只有行为人放弃原先较小数量而选择更大的毒品数量是特情人员引诱造成的，才符合“数量引诱”的条件。本案中，被告人申时雄本来打算贩卖3500克海洛因，让陈某某联系买家，陈某某提出了想购买5000克海洛因，数量相对较大，但后来被告人申时雄称自己实有6000余克海洛因，让陈某某问买主“董哥”是否全要。显然，被告人实际拥有和欲贩卖的毒品数量超过了特情人员提出的数量，不是特情引诱造成的。即使陈某某不提出要购买5000克海洛因，被告人申时雄也要出售自己手中的6000余克海洛因。因此，其最终实际贩卖的6000余克海洛因不是特情引诱的结果。

综上，被告人申时雄贩卖6000余克海洛因的行为，不符合认定数量引诱的条件，不能认定为数量引诱。对于类似本案的情形，《大连会议纪要》提出了处理原则，即“对已持有毒品待售或者有证据证明已准备实施大宗毒品犯罪者，采取特情贴靠、接洽而破获的案件，不存在犯罪引诱，应当依法处理”。据此，被告人申时雄贩卖海洛因数量巨大，且系主犯，罪行极其严重，应当对其适用死刑立即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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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文章资讯, 制造毒品, 容留他人吸毒, 强制他人吸毒, 贩卖毒品, 走私毒品, 运输毒品, 非法持有毒品admin 之前 2019年12月17日发表评论:

重庆刘某贩毒死刑改判案：狱友竟成共犯？

【前言】2013年4月17日，被告人宋某在福州市贩卖10克甲基苯丙胺给谢某。同年5月，宋某通过邮寄及自己携带的方式，向广东汕头男子“阿泰”购买甲基苯丙胺及甲基苯丙胺片剂。同月13日，宋某收取“阿泰”寄送的装有毒品的快递时被公安机关抓获，公安机关当场从快件中缴获甲基苯丙胺6包重998克，从宋某暂住处查获甲基苯丙胺片剂1袋重132克。

一、狱友成共犯，贩毒3公斤

刘某与罗某系在服刑期间相识。

2014年9月下旬，刘某、罗某电话约定：罗某以每千克2.7万元的价格向刘某购买3千克甲基苯丙胺，后罗某邀约曹某驾车到广东为其运输毒品回重庆贩卖。同月28日，刘某与另一男子携带毒品到达罗某、曹某入住的酒店房间，罗某、曹某一起验了货。后，刘某在酒店门口的轿车内将甲基苯丙胺交给罗某。随后，罗某将购买的甲基苯丙胺分装后，藏匿于轿车后备箱两侧夹层内，与曹某轮流驾驶该车返回重庆。

该车行至某收费站时被公安人员挡获。公安人员当场从该车后备箱内查获甲基苯丙胺疑似物2983.9克。经检验鉴定，从查获的5包毒品甲基苯丙胺疑似物中均检测出甲基苯丙胺成分，含量从72.1%至74.2%不等。同年10月25日，刘某被公安人员抓获。

二、一审判处刘某死刑，罗某死缓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5月13日判决：被告人刘某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死刑。

同案人罗某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宣判后，原审被告人刘某不服，提出上诉。

三、系受第三人指使？二审改判！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2日判决：上诉人刘某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二审法院认为：刘某供述受人指使贩毒，且证据显示在刘某、罗某、曹某进行毒品验货时，尚有另一名男子在场，罗某在归案后还指认毒品系从该名男子身上拿出，故本案目前证据不能排除有他人参与刘某共同贩卖毒品犯罪的可能。

鉴于本案不能排除他人与刘某共同犯罪的可能性，现有证据也不能认定刘某系上下家犯罪中最积极的人员，故对刘某所判死刑可不立即执行。对刘某及其辩护人提出的从轻处罚意见，本院予以采纳。

四、共犯之间进行对比，达到量刑均衡

毒品案件上诉如何能改判？毒品案件中，区分共犯之间在犯罪中的主从地位、作用大小，在量刑上进行对比，十分重要。

本案中，罗某提出犯意，提供犯罪经费，具体租车、完成毒品交易，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明显，而刘某在毒品犯罪中并不是主动积极的一方，且无法排除系受人指使的可能性。

罗某在犯罪中的积极性、作用大小明显比刘某高，但量刑却比刘某低，明显不妥。共犯之间对比作用、地位，是衡量量刑是否精准的重要方法，这也是二审法院改判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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贩卖毒品admin 之前 2019年12月17日发表评论:

福建宋某贩毒死刑改判案解析：邮寄毒品案件的定性问题？

一审判处死刑，宋某不服上诉。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9月25日判决：被告人宋某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死刑。

宣判后，原审被告人宋某不服，提出上诉。

毒品数量有误，二审改判死缓

二审法院认为，公安机关在宋某领取的包裹中查获6袋毒品，扣押清单体现净重共998克，但抓捕、称重录像体现，在茶盘下查获的其中的一袋毒品二次称重，所报毛重均轻于扣押清单中对应编号毒品的净重。从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应以录像所报毛重180克计算，扣减6袋毒品中外包装的最大重量20克，以净重160克认定从茶盘下查获的对应编号2、净重为194克的毒品。现有证据可以认定宋某贩卖甲基苯丙胺974克，甲基苯丙胺片剂132克。原判认定数量有误，予以纠正。

宋某贩卖毒品数量大，应依法惩处。综观上诉人宋某贩卖毒品的数量、情节，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

2015年6月18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上诉人宋某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本案应如何定性？

本案出现了扣押清单上与抓捕、称重录像所体现的的毒品净重不一致的情况，毒品案件中，对搜查、提取、扣押、称量、送检笔录等证据，应进行详细的审查和质证。辩护律师更是要细心求证其真实、客观及一致性。

除了毒品数量有误外，本案定性也值得商榷。

本案中，只有被告人宋某的供述证明宋某购毒系为贩卖。刑诉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2015年武汉会议纪要》也规定，购毒者接受贩毒者通过物流寄递方式交付的毒品，没有证据证明其是为了实施贩卖毒品等其他犯罪，数量达到《刑法》第348条规定的最低数量标准的，一般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处罚。

仅有被告人供述，不足以认定宋某贩卖毒品，应定性为非法持有毒品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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贩卖毒品, 非法持有毒品admin 之前 2019年12月17日发表评论:

重磅！毒品犯罪的保命秘诀？

【前言】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罪名中，最多的是故意杀人罪等暴力犯罪，其次就是毒品犯罪中的走私…

其它文章资讯, 制造毒品, 容留他人吸毒, 强制他人吸毒, 贩卖毒品, 走私毒品, 运输毒品, 非法持有毒品admin 之前 2019年12月16日发表评论:

贩卖、运输经过取汁的罂粟壳废渣是否构成贩卖、运输毒品罪？

【前言】2010年7月，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就被告人贩卖、运输经过取汁的罂粟壳废渣是否构成贩卖、运输毒品罪的问题请示最高人民法院[《四川省高人民法院关于被告人贩卖、运输经过取汁的罂粟壳废渣是否构成贩卖、运输毒品罪的请示》（川高法[ 2010] 438号），以下简称《请示》]。经认真研究，并征求了有关部门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于2010年9月27日作出《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贩卖、运输经过取汁的罂粟壳废渣是否构成贩卖、运输毒品罪的答复》（法研[ 2010]168号，以下简称《答复》）。现就《答复》所涉问题由来、相关考虑及经过解读如下：

一、问题由来

2007年底，被告人杨某某租赁成都市某某区某某镇的农房，并修筑了烘房，准备了双氧水及封口机。2008年9月27日至11月22日，杨某某雇佣他人从成都天职货运部将从贵阳发运给杨某某的罂粟壳384件运至农房内。杨某某随后雇佣他人用双氧水对罂粟壳进行漂白、晾晒、烘干后装袋。2008年11月14日、17日，杨某某又指使他人将加工后的罂粟壳共70件分两次从成都斯友缘货运公司发运给西安的任某某。2008年1 1月，公安人员在现场查获罂粟壳及碎片粉末状罂粟壳5223公斤及双氧水13桶、封口机1台。查获的罂粟壳经鉴定检出吗啡成分，其吗啡含量为0. 01%。同年12月，杨某某被抓获归案。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杨某某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10万元。杨某某不服一审判决，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理由是：(1)本案的罂粟壳是已经取过汁的罂粟壳渣子，吗啡含量低至万分之一，不具有毒品意义上的使用价值，所贩卖、运输的物品不是毒品；(2)被告人只认识到贩卖、运输的“废渣”是取过汁的，没有危害，不犯法，不具有贩卖、运输毒品的主观故意。故杨某某的行为不符合毒品犯罪的主客观要件，其行为不构成贩卖、运输毒品罪和运输毒品罪，请求二审宣告无罪。四川高院对本案被告人贩卖、运输毒品罪，存在不同意见。

二、主要争议问题

运输经过取汁的罂粟壳废渣是否构成贩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请示。

在审理过程中，对此案如何处理存在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经过取汁的罂粟壳废渣不属于毒品，因而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理由是：经过取汁的罂粟壳废渣是否属于毒品在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而经成都市药品检验所检验，经过取汁的罂粟壳废渣已不能作为药品使用、失去药用价值；且国家对于经过取汁的罂粟壳亦无明文舰定予以管制。因此，经过取汁的罂粟壳既不具有毒品作为药品使用的自然属性，也不具有国家法律规定予以管制的法律属性，不能认定为毒品。

第二种意见认为，经过取汁的罂粟壳废渣属于毒品，因而被告人的行为构成贩卖、运输毒品罪。理由是：经过取汁的罂粟壳本质上仍是罂粟壳，虽然其中吗啡含量极低，但对人体仍可能具有毒害性；且《罂粟壳管理暂行规定》中并没有明确区分正常罂粟壳和提取后的罂粟壳，故无论是否经过取汁的罂粟壳均在国家管制范围内。因此，经过取汁的罂粟壳仍然属于毒品的范畴。

第三种意见认为，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毒品犯罪，但具有一定社会危害性，可考虑其他方面的罪名。本案被告人是想把这些取汁的罂粟壳当成真的罂粟壳作为调料出卖，目的是想诈骗，可以诈骗预备或者未遂来处理。

三、答复意见及其理由

经认真研究并征求院内各业务部门的意见，对本案被告人贩卖、运输经过取汁的罂粟壳废渣是否构成贩卖、运输毒品罪，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在 122答复与指导《答复》中认为：根据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供的情况，对本案被告人不宜以贩卖、运输毒品罪论处。主要考虑：(1)被告人贩卖、运输的是经过取汁的罂粟壳废渣，吗啡含量只有0. 01010，含量极低，从技术和成本看，基本不可能用于提取吗啡；(2)国家对经过取汁的罂粟壳并无明文规定予以管制，实践中有关药厂也未按照管制药品对其进行相应处理；(3)无证据证明被告人购买、加工经过取汁的罂粟壳废渣是为了将其当作毒品出售，具有贩卖、运输毒品的故意。如果查明行为人有将罂粟壳废渣作为制售毒品原料予以利用的故意，可建议由公安机关予以治安处罚。制定以上《答复》，主要综合考虑了以下几点：

1．毒品作为国家明文规定进行管制的对象，危害性极大，刑法对此也规定了严厉的刑罚措施。根据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的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海洛因五十克以上，即可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对毒品犯罪刑罚处罚的严厉性，要求我们在适用毒品犯罪规定时应当格外慎重，要求我们在是否构成毒品犯罪的判断上应当格外谨慎。从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供的《成都市药品检验所检验报告》看，经过取汁的罂粟壳废渣吗啡含量极低，仅为0. 01010．在性状、紫外光谱、薄层色谱3项检验中结果均显示不符合《中国药典》（2005年版）关于罂粟壳的规定，仅检验具有罂粟壳的显微特征。而根据检验规则，只要1项检验不符合《中国药典》（2005年版）关于罂粟壳的规定，被检物就不能认定为罂粟壳。据专业检验机构认定，本案所涉罂粟壳废渣已不能作为药品使用。另外，从技术和成本来看，经过取汁的罂粟壳废渣已基本不可能用于提取吗啡，已不具有作为毒品管制的罂粟壳的基本特征。因此，从慎重适用毒品犯罪规定的角度来看，经过取汁的罂粟壳废渣与罂粟壳在物理属性上差异甚大，不宜认定为罂粟壳，不宜认定为毒品。

2．判断一种物质是否属于刑法规定的毒品，不仅应从其物理属性来分析，还需从其法律属性、处理措施等方面来考虑。对于毒品，国家规定了严格的管制措施，不仅从来源上进行严格管制，而且从后续处理上作了严格要求。而《罂粟壳管理暂行规定》对经过取汁的罂粟壳并未明文规定予以管制，从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供的情况看，实践中有关制药企业也未按照管制药品对其进行相应处理，而是连同其他药渣一起拉到垃圾场处理，垃圾场一般将这些废渣混合泥土后制成花肥。这说明经过取汁的罂粟壳废渣的危害性不大，不宣认定为毒品。

3．经过取汁的罂粟壳废渣“吗啡含量极低”，不同于大量掺假造成的 “毒品含量低”。在适用中应当注意，《答复》仅针对经过取汁的罂粟壳废渣案件的处理，而不适用于犯罪嫌疑人大量掺假造成的“毒品含量低”案件的定性处理。大量掺假造成的“毒品含量低”，往往是犯罪分子逃避查处的一种手段，一般还可进行毒品的提纯。根据刑法第三百五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毒品的数量以查证属实的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的数量计算，不以纯度折算”，大量掺假造成的“毒品含量低”，不影响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罂粟壳经过取汁形成的废渣“吗啡含量极低”，则是药品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结果，其中残余的吗啡提纯难度和成本都很大，基本失去使用价值，故药厂才会将其作为垃圾处理。

4．毒品犯罪的认定，要求被告人具有犯罪故意，即明知是毒品而实施犯罪行为。在不能证明被告人有实施毒品犯罪故意的情况下，不能认定为毒品犯罪。从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供的情况看，无证据证明被告人购买、加工经过取汁的罂粟壳废渣是为了将其当作毒品出售，具有贩卖、运输毒品的故意。关于本案罂粟壳废渣的来源，被告人供称是一个叫张某的贵阳人给其发的货，张某说是某某制药厂取过汁的，但侦查机关查找张某未果，某某制药厂也出具书面证明说明诙厂未将取过汁的罂粟壳或其成品出售。关于本案罂粟壳废渣的去向，侦查机关未追查到西安的收货人任某某及被告人所发罂粟壳废渣的去向。据被告人供述，他是认识到罂粟壳废渣是取过汁的没有危害才进行加工。综上，无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人购买、加工经过取汁的罂粟壳废渣是为了将其当作毒品出售。

5.虽然贩卖、运输经过取汁的、吗啡含量极低的罂粟壳废渣不宜认定为贩卖、运输毒品罪，但是如果查明行为人有将罂粟壳废渣作为制售毒品原料予以利用的故意，则说明被告人具有一定的主观恶性，虽不追究其刑事责任，但是可以建议由公安机关予以治安处罚。

【小结】以上就是崇光刑辩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贩卖、运输经过取汁的罂粟壳废渣是否构成贩卖、运输毒品罪分析。但司法实践中不同的案件事实需要注意的辩护点也不尽一致，为了最大程度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及时与辩护律师沟通显得尤为关键。感谢大家阅读，如还有其他疑问，欢迎咨询崇光刑辩团队专业律师。

谢素光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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贩卖毒品, 运输毒品admin 之前 2019年12月16日发表评论:

毒品没卖出去就被抓了，会怎么判？——司法实践中贩卖毒品罪如何认定既遂未遂

【前言】司法实践中，对于贩卖毒品罪既未遂的区分，司法机关掌握的标准不统一，导致严重影响了对行为人定罪的正确、统一、公平适用。崇光小编将在本文中为您分析贩卖毒品罪犯罪既遂未遂的各个情形，希望能加深大家对该问题的理解。

在贩卖毒品罪的既遂标准认定问题上，我国刑法理论界大致存在两种不同看法：

第一种观点认为，当贩卖毒品的买卖双方意思达成一致，也即双方达成买卖契约的，就应当认定为构成既遂。

第二种观点则认为，贩卖毒品罪以毒品实际上转移给买方为既遂，如果行为人没有实际交付毒品（交易未完成），而仅与他人达成协议，不能认为贩卖毒品行为人构成贩卖毒品罪的既遂。

对典型的“先买后卖”型的贩卖毒品行为而言，行为人以贩卖为目的而开始实施购买毒品行为，是一个贩卖毒品行为的着手，行为人非法收购毒品行为的完成仅仅是贩卖毒品实行行为的一部分，完整的贩卖毒品实行行为的完结，后续还有“有偿转让毒品”行为阶段，在行为人将毒品实际卖出之前，贩卖毒品实行行为就不能认为已经完成，也就不存在犯罪既遂的时空条件。在行为人以贩卖为目的通过非法手段购得毒品后，因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顺利的将毒品实际转移给购买者，只能认为是犯罪已经着手而未能得逞，当然应该认定未遂。对以非购买方式取得毒品后出售的情形，由于没有先行购买阶段，则应当以行为人开始实施出售毒品行为为贩卖毒品罪的着手，在行为人已经开始着手实施出售毒品行为后，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实际转移，应认定为未遂。

根据一些其他律师的调查显示，许多办理毒品案件经验较少的律师当从案卷和会见行为人的过程中，了解到侦查机关在破案过程中还没等行为人与下线进行钱货交易完成，就将交易双方抓获的信息后欣喜若狂，认为行为人的行为属于犯罪未遂，至少找到了能够让行为人得到一个从宽处理的辩点。因为根据《刑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对于行为人所实施的贩毒行为是当然适用的。但是，针对当下毒品犯罪严峻的态势，司法机关并没有对这类交易性犯罪采取传统的交易完成为犯罪既遂的标准而是在刑事政策的主导下采取了“进入交易”为既遂标准。因为无论购买还是卖出，其中任何一个行为都造成了毒品的非法流通，如果没有购买后者卖出，毒品犯罪本身就不会继续非法进行下去。因此，在面对这样的辩护困境时，律师需要选好辩护策略，有主有次，层次分明的选择好观点，才能做到真正的有效辩护。

【小结】以上就是崇光刑辩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有关贩卖毒品罪既遂未遂的相关知识，希望能为你提供帮助。如果您遇到特殊情况需要运用法律，为了最大程度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请及时与辩护律师沟通。感谢大家阅读，如还有其他疑问，欢迎咨询崇光刑辩团队专业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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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其它文章资讯, 贩卖毒品, 走私毒品admin 之前 2019年12月13日发表评论:

毒品称量不得不知道的10个秘密

【前言】毒品数量是毒品犯罪案件定罪量刑的重要情节，是决定被告人刑罚轻重的重要因素之一。从操作层面上看，毒品数量的认定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毒品的称量方式。而合理合法的称量方式是准确认定毒品数量的前提，不科学、不合理、不合法的称量方式将导致不能准确认定毒品数量，甚至导致无法认定毒品数量。如何称量毒品才是既科学又合理合法呢？崇光刑辩小编为各位读者总结出了毒品称量需要注意的十个方面：

1、称量前，电子秤是否有“加热”

任何一款电子秤（不管是插电源还是使用电池），在其使用说明书中都强调，使用前都要加热30分钟左右。如果不加热就称量，结果肯定会有误差，误差有多少？每个品牌的秤、每一次称量误差均不相同。小编从业以来，还没有发现哪一个案件证据中称量笔录中有加热电子称的过程。因此，毒品称量前电子秤是否加热是一个重要环节，特别是涉及有罪无罪、或两档刑期之间游离的时候，需要特别重视。

2、称量前，电子秤是否有“校正”

所有的电子秤，在使用前都要求校正。首先将电子秤放置于较坚硬的水平面上，再在空称的情况下使天平充分预热（30分钟左右）并在显示零点的情况下按“校正”（P）键，使显示窗出现“CAL”或显示“200，500或1000”之间进入校正状态，在将标准砝码按天平相应的校正砝码数值（参照技术参数表）放在天平的称盘上，待稳定后天平显示标准砝码重量符号“g”后校正既告完毕，可进行正常称量。如果在称量前，没有对电子秤进行较正，存在误差的可能性极大，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3、看电子秤是否经过了年度“检定”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九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对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器具，部门和企业、事业单位使用的最高计量标准器具，以及用于贸易结算、安全防护、医疗卫生、环境监测方面的列入强制检定目录的工作计量器具，实行强制检定。未按照规定申请检定或者检定不合格的，不得使用。同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制定了《办理毒品犯罪案件毒品提取、扣押、称量、取样和送检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中也规定：称量所使用的衡器应当经过法定计量检定机构检定并在有效期内，一般不得随意波动。法定计量检定机构出具的计量检定证书复印件应当归入证据材料卷，并随案移送。可想而知，若电子秤不合格，其称量结果准确吗？

4、称量时，看是否有“去皮”

如需去除器皿皮重，则先将器皿放于称盘上，待显示稳定后按“去皮”（T）键，则天平显示“0.0g或0.00g”，然后将需称重物品放于器皿上，此时显示的数字为物品的净重，拿掉物品及器皿，天平显示的负值，仍按“去皮”（T）键使天平显示回到“0.0g或0.00g”。特别是在毒品数量本身就较少的情况下要特别留意，此时去皮就显得尤为重要。

5、称量时，看有没有超过该电子秤检定证书的“测量范围”

举例说明：小编辩护的一件制毒案，电子秤的称量范围是0克—-3000克，即该电子秤的称量上限为3000克。该电子秤的年度检定合格证书注明：测量范围为0.1—-2000克，上限为2000克。而在案证据显示称量结果是8号褐色液体为2458.1克，已超出了测量范围上限2000克。

6、称量时，看是否有“混合称量”的情况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颁布的《办理毒品犯罪案件毒品提取、扣押、称量、取样和送检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中规定：对有两个以上包装的毒品，应当分别称量，并统一制作称量笔录，不得混合后称量。其原因在于：

是贩毒人员为了追求更多的经济利益，往往会在众多毒品中参入不含毒品的辅料（假毒品）；
是不同包装的毒品成分可能不同；
是不同包装的毒品的含量可能不同。这样会为取样、鉴定带来麻烦，当然也为律师留下了较大的辩护空间。

7、称量时，看是否有重复使用“同一个容器”的情况

在毒品数量较大、品种多、有多个包装的案件中，再加之侦查机关准备不充分或嫌麻烦的情况下，其称量存在使用同一个容器反复称量的情况。使用同一容器在案毒品会被相互污染，为证据的纯洁性留下隐患。

8、称量时，看是否是由“两名侦查人员”完成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颁布的《办理毒品犯罪案件毒品提取、扣押、称量、取样和送检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中规定：毒品的称量一般应当由两名以上侦查人员在查获毒品的现场完成。若是由一名侦查人员完成，当然的是程序违法。在毒品案件中，由一名侦查员称量的情况普遍存在（签名是两人），本身警力有限，加之毒品案现场证据收集工作量大，因此一人完成称量就在情理之中了。

9、称量时，是否真有“见证人”在场见证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颁布的《办理毒品犯罪案件毒品提取、扣押、称量、取样和送检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中规定：称量应当在有犯罪嫌疑人在场并有见证人的情况下进行，并制作称量笔录。对已经封装的毒品进行称量前，应当在有犯罪嫌疑人在场并有见证人的情况下拆封，并记录在称量笔录中。称量笔录应当由称量人、犯罪嫌疑人和见证人签名。

10、称量后，看毒品的“去处”

毒品的去处，看似与称量无关，亲，其实不然，关系大着呢！小编正办的制造毒品案：控方指控制毒现场有一个容器内的液体冰毒58公斤，我会见嫌疑人时

问：侦查人员是如何称量的？

答:是倒在红色塑料桶内称量的，一共称了4次。

问:每一次称完后倒在哪里了？

答:倒进了厕所。

问:那为何称量笔录、扣押笔录、扣押清单上记载都是58公斤，而且还有你的签名？

答：侦查员叫我签我就签了。

问：还有没有类似情况？

答：还有个4.8公斤液体称的时候不小心打倒在地上了，我也在称量笔录、扣押笔录、扣押清单上签了名字。

所以！称量后，看毒品的去处，也是很重要的哟！

【小结】以上就是崇光刑辩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毒品称量的10个要点。如果遇到法律问题，为了最大程度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及时与辩护律师沟通显得尤为关键。感谢大家阅读，如还有其他疑问，欢迎咨询崇光刑辩团队专业律师。